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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2020-07-01 閱讀次數:336 新聞作者:光明日報

中華文明光輝燦爛,歷史上漢唐盛世可以說代表了當時世界經濟文化發展的先進水平。但從明清之際開始,中國卻日漸喪失了領先地位。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西方列強相繼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從此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國力日弱。民族危急存亡之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不懈追求并為之矢志奮斗的目標與方向。

最初,一批中國先進分子將實現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向西方學習上。先是覺得國家技藝落后,武器裝備不如西方,于是開始“師夷長技以制夷”,辦工廠、修鐵路、建海軍,開展洋務運動。但1894年甲午戰爭的失敗,迫使人們發現改制度比造器物更重要,于是學習西方君主立憲制掀起維新運動,便有了康有為、梁啟超發動的維新變法,結果只進行百天就被頑固派破壞。隨后又學習西方的民主共和制,繼而爆發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的辛亥革命,但同樣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可見,十月革命前,中國的先進分子已經意識到中國原有的封建專制制度太陳舊,應當用新制度將之取代,并試圖通過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來拯救中國,但現實卻證明,這條道路在中國行不通。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混戰,造成超過三千萬人的傷亡,也令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暴露無遺。一戰后期,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走出了一條人類從未走過的新路——社會主義道路,這給當時正在苦苦探尋國家和民族前途與出路的中國人民,帶來了黑暗中的希望。

十月革命建立了一個與以往任何社會制度都完全不同的嶄新社會,而這個新社會的建立,歸因于俄國的先進分子組織了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使革命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并將廣大工農大眾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很顯然,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十月革命的勝利,也就沒有俄國社會主義的成功,這自然對中國的先進分子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

其實,在十月革命前,馬克思主義已經開始傳入中國。1899年2月至4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續刊登李提摩太節譯、蔡爾康撰文的《大同學》,在中國的刊物中首次提到了“馬克思”的中文譯名,其中說,“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后來,資產階級維新派梁啟超和革命派朱執信等人,也都對馬克思及其學說進行過零星介紹。但是,當時的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加以特殊注意。

正如毛澤東同志曾說過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把馬克思主義從一種理論設想變成了現實社會制度構建,開創了人類社會嶄新的發展道路。在這之前,雖然各式各樣的與社會主義相關的主義和學說已經傳入中國,但這些主義和學說對未來社會的構建,都是理論家紙上談兵或幻想式的描述,沒有當然也無法轉變成客觀現實。馬克思主義與別的社會主義流派不同,不但有嚴密的理論邏輯和科學的學理分析,而且可以指導改造客觀現實,俄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成為最好的例證,中國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也由此而生。瞿秋白曾經說過:“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開辟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

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使中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幻想徹底破滅,五四運動隨之爆發。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蘇俄在十月革命后,曾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兩次發表宣言,宣布廢除沙皇俄國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宣布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于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先進分子競相設法了解十月革命,相信能從中找到救國救民的良方。

毛澤東就是在這一時期開始關注俄國的。1920年3月,他在給同學周世釗的信中說:“我覺得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我想兩三年后,我們要組織一個游俄隊。”同年8月,他還與何叔衡在長沙發起了俄羅斯研究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劉少奇也回憶說:“在共產黨產生以前,馬克思主義也傳到中國來了,我就是在1920年(共產黨產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樣的小冊子。從前聽到過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后來看到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又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此外,還有一個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這個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沒有找到出路的人都驚醒了。特別是在中國,我們那時感覺到了亡國滅種的危險,但又不曉得朝哪里跑,這一下就有辦法了。”

十月革命后,一些經歷過辛亥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也開始感知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意識到中國只有走這一道路才有前途。林伯渠在辛亥革命時曾參與策動湖南獨立,后又參加了“二次革命”,擔任岳州(今湖南岳陽)要塞司令部參謀,“二次革命”失敗后被迫逃亡日本,加入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回國從事反袁活動,后又參加1917年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護法戰爭,這樣一位追隨孫中山從事民主革命的先驅,最終選擇了信仰馬克思主義。他在自述中說:“從同盟會起到民國成立后十年中,自己親自參加了每個階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爭,經過了多少的挫折失敗,也流盡無數志士的鮮血,然而反動勢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統治著中國,政局的澄清總是那樣遙遠無期。雖然對于造成這種形勢的真正原因還不完全了解,但總覺得不能再重復過去所走過的道路,應該從痛苦的經驗中摸索出一條新路。”“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啟示,知道了勞苦大眾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資本主義,知道了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動力,這個階級的解放事業是與全人類的命運血肉相關的。”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自然離不開一批革命先驅者不遺余力的宣傳推介。1918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熱情謳歌十月革命。1919年5月,他又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陳獨秀也先后發表了《勞動者的覺悟》《談政治》《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等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批駁空想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正如當年一份文獻所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歷史是很短的,至今不過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為受了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和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他面因為先驅者的努力宣傳,竟使馬克思主義能在最短期間發達起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日益增加起來。”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同鄧中夏商議后,在北京大學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是李大釗把“對于馬克斯派學說研究有興味的和愿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聯合起來的最初嘗試。同年11月17日,研究會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登出啟事,聲明:“本會叫做‘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以研究關于馬克斯派的著述為目的。”啟事中還登出了十九個發起人的名字。這十九個發起人,后來幾乎都成了共產黨員。1920年5月,陳獨秀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探討社會主義學說和中國社會改造問題。8月,在這一研究會的基礎上,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10月,李大釗、鄧中夏等在北京成立了“共產黨支部”。隨后,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漢,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在廣州,以及日本、法國的留學生和華僑中,相繼成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馬克思主義的種子,開始在古老中國的大地上綻放出燦爛之花。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受十月革命影響,許多國家成立了共產黨,德國、匈牙利等資本主義國家還曾一度發生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過蘇維埃政權。但馬克思主義最終沒有成為這些國家思想的主流,而在離其誕生地十分遙遠的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真正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這除了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嚴密的科學之外,還與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有很大關系。艾思奇曾就此作過精辟論述:“中國民族和它的優秀傳統中本來早就有著馬克思主義的種子。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社會,曾是中國歷史上一切偉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從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孫中山先生,都希望著世界上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能夠出現。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以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為滋養料,而從中國民族自己的共產主義的種子中成長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雖然產生于西方,但不只屬于西方,而是屬于全人類。很多中國人在接觸和了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后,不但不感到陌生,反而有一種似曾相識甚至一見如故的感覺,從而激活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里原本就有的追求和向往大同社會之基因。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吳玉章在回顧自己思想轉變時曾說:“社會主義書籍中所描繪的人人平等、消滅貧富的遠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聯想起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古代世界大同的學說。所有這些東西,在我腦子里交織成一幅未來社會的美麗遠景。”正是因為中國特殊的國情與文化傳統,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引起了廣泛的思想共鳴,誕生了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并且在他們的影響和帶領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不變的信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這個歷史大潮中,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個勇擔民族復興歷史大任、一個必將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人間奇跡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也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代又一代的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扎下根來并結出豐碩的成果,使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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